“不是，”他否定掉，继而以从未有过的不靠谱儿思维说，“我主要是告诉你，记得按时吃药。顺便告诉你，我可能又要走一段时间，大概几年，或者更长赶得时机太不巧了，上面抓得很严，我问了下律师，文件找不回来这就是个重大工程事故，这两年考得资质要吊销，以后也不能再做这行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，工程很大涉案金额太多，加上其他一些罪名，刑事责任肯定是有的，多少年不好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，本想带你走，却还是没有办到。”

我不得不再次集中全副精力去理解他的意思，当我终于明白那个多少年不好说是怎么回事时，恐惧已然拉网布线控制了身体并一路爬上手指，止不住的颤抖让电话随时都可能从掌心跌落。

几乎是哀求地，我说“暮雨，你胡说什么呢，什么律师什么多少年啊有判刑这么严重吗我觉得咱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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